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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1月15日天津解放，二百万天津人扬眉吐气，欢庆自由民主新纪元的到来。达仁堂乐氏家族对贪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早就不抱幻想，它的跨台，纯属咎由自取，毫不足惜。但是，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的反共宣传，也令乐氏家族对共产党新政权心存疑虑：乐家虽然没有人参加伪政权，但是世代经营工商业，也算是不小的资本家，共产党能容其存在吗？
但是疑虑归疑虑，乐氏家族知道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，说明共产党必有英明处，所以对共产党新政权乐氏家族还是真心拥护的。
乐家在北京西山有好几座私家园林。在董四墓村村北，与程砚秋的憩园隔路相望的乐家花园，面积很大，南有两进式五楹抱厦前厅，北有前廊后厦五楹正厅，东西各有一座两进三合别院，园中假山土阜、药圃鹿苑错落有致。北京解放前夕，乐家把该园献给华北局城工部使用。北京海淀镇南的礼亲王花园，也是乐家的一座私家园林。该园以花木名贵、叠山别致名闻京西，1950年乐家把它作价一千五百匹布卖给了解放军，解放军在此建立了八一学校。
1949年4月，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来天津搞调查研究。当时天津恢复生产不够快，有些工人和店员认为革命成功了，就要像消灭地主一样消灭资本家，于是就对资本家进行清算斗争，并且要求涨工资，搞平均主义，结果闹得资本家不敢开工，大量失业工人没有饭吃。刘少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走访了东亚毛纺、中央电工器材、中纺一厂等十几家企业，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，最后摸清了情况。刘少奇认为，在目前情况下，恢复生产，减少失业，让工人有饭吃，是当务之急，所以要鼓励资本家开工，不能笼统地否定剥削，更不能过早地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。
1949年9月，共和国诞生前夕，天津按刘少奇的指示精神，起草颁布了《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》，贯彻了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、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的方针，达仁堂乐氏家族成员深受鼓舞，真切体会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。乐氏兄弟逐渐打消了心中的疑虑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迅速恢复了生产，达仁堂又红红火火干了起来。
1950年政府发行公债，天津中药业的认购任务是十万多元。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法币和金圆券，工商企业深受其害，一些资本家心有余悸，对认购公债持徘徊观望态度，中药业认购任务难以完成。当时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的李烛尘，找到达仁堂，希望乐氏兄弟能在工商业者中带个头。解放初期达仁堂实际上没有多少现金，法币和金圆券一贬再贬，乐氏兄弟早把现金换成犀角、牛黄了。为了支援国家建设，也为了在工商业者中带个好头，乐氏兄弟拿出个人存款五万元，又从银行贷款五万元，全部买了公债，使天津中药业认购任务得以超额完成。
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6月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。乐氏兄弟当年就捐款一万一千五百多元，此外还捐献了安宫牛黄丸和紫雪丹等一批药品。
1952年上半年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、偷税漏税、盗窃国家财产、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“五反”运动，乐氏兄弟寝食不安，唯恐达仁堂被订为违法户。其实达仁堂历来奉公守法，尤其是药料真实，工艺精湛，绝无掺杂使假之事。只是50年代政治运动声势吓人，作为资本家的乐氏兄弟，怎能不战战兢兢？乐松生在当年的《思想汇报》中写道：“看到工商户违法的严重性，唯恐自己经营的企业亦有问题，遂抱着彻底坦白的决心，一发现问题，不论大小，就写坦白书。实际上问题只有些小额漏税，或不明会计手续的小型错误。但当时越查不出问题越着急，深怕还有重要的违法事情自己不知道。经过苦思追索，还是没有，请本柜工人同志帮助，才明白问题确实是没有了，这才把情绪安定下来。”
“五反”运动结束以后，经天津二区劳动介绍所介绍，达仁堂招考了十多个财会人员，充实了厂部和外埠分号财务部门力量，规范了会计记帐方式和核算办法。于1950年成立的国营天津土产公司药材部，发挥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，组织药材货源，平抑物价，对达仁堂采取委托加工、计划订货、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有利企业发展的政策。乐氏兄弟积极扩大生产，添置设备，招聘技术业务人员，使达仁堂的生产量和销售额不断提高。1953年，达仁堂与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建立批发关系，由于不愁销路，当年达仁堂销售额猛增。按照当时的“四马分肥”政策，乐家的利润所得，比解放前的哪一年都多。1951年和1952年，乐氏兄弟先后加入了民主建国会，1952年乐松生还代表工商业者，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。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，乐氏兄弟都切身感受到新旧社会不可同日而语。
如今乐肇基、乐松生都已作古，年龄最小的乐钊，也已年愈八十，他们当时的心声，可以从五十年后的一篇文章中略知一二。乐钊夫人沈恩秀女士1999年为《我与天津五十年》一书，写过一篇文章，回忆五十年间的往事，题目就是——“跟着共产党走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