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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“八一五”日本投降，饱尝八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，兴高采烈地欢庆光复，祈盼美好生活的到来。乐肇基更是精神抖擞，雄姿英发，准备大干一场。伯父乐达仁去世以后，他接手达仁堂，本想大展宏图，再铸达仁辉煌，可是仅三年时间，那个把达仁堂发展到全国各地并且进而发展到海外的计划，才刚刚实施，日本人就打来了，八年来乐肇基惨淡经营，虽然说保住了达仁堂这块金字招牌，但是发展计划却搁浅了，乐肇基于心不甘啊。乐肇基想，现在把日本鬼子赶走了，天下太平了，自己年富力强，达仁堂也实力犹存，正是干一番事业的时候，不消三五年，达仁堂一定会重振雄风。
然而，事实是无情的。日本投降以后，人们才离火坑，又坠苦海。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，神州大地暗无天日，亿万人民命如倒悬，达仁堂也在劫难逃。
日本投降以后，一时间从天上飞来和从地下钻出不少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接收大员，这些人称“五子登科”的饕餮之徒，大肆掠夺金子、房子、车子、票子和女子，把天津搅得乌烟瘴气。一天上午，有一支不知由什么人拼凑而成的“三一部队”，突然闯进天津达仁堂，宣称达仁堂制药厂前院系敌伪“逆产”，现由他们予以查没。乐肇基和副经理乐松生据理力争，告诉他们达仁堂前院是被日本军官强行占住的，现在光复了，达仁堂前院应当物归原主。“三一部队”哪讲什么道理，声称执行公务，不得阻挠，遂把达仁堂前院据为己有。“三一部队”在这里私设公堂，敲诈勒索，胡作非为，竟无人敢管。后来，国民党94军空运到天津，军长牟廷芳一声令下，解除了“三一部队”武装，达仁堂前院从此又落入94军一个姓李的工兵营长手中。明明不是敌伪“逆产”，却被人强行没收，简直是明火执仗，巧取豪夺！但是那年头儿哪有讲理的地方？没有办法，乐家只好拿出一大笔钱财，去赎回自己的财产。
日本人走了，国民党来了，生意也更不好做了。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以防止战略物资流向解放区为名，于1946年9月成立物资管制处，规定药品和卫生材料同武器弹药一样，属于管制物资，严禁出境。物资管制处在车站、码头和各城防卡口设立了18个检查所，发现有管制物资出境，即以“资匪”论处。达仁堂在外埠的分号，一向由天津供应成品或半成品，物资禁运，还做什么生意？乐肇基只好同通济元药栈财东陈剑秋等三位殷实商人签订连环保，并请天津药业公会担保，一次一次地向物资管制处申领许可证。而物资管制处******人员欲壑难填，他们故意刁难，趁机勒索，中饱私囊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乐肇基为了维持达仁堂的生意，不知花了多少“买路钱”。
从1946年6月起，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。国民党天津守军为垂死挣扎，于1947年4月开始，构筑永久性城防工事。该项工程规模浩大，造价高达法币六百多亿元，全都是当局向金融界和工商界摊派得来的。达仁堂被列入为天津社会局巨商富户名册之内，当局差人到达仁堂催逼索要工程款，不交钱不行，交钱晚了也不行。而那个时候，战火连天，市面萧条，生意已经越来越少，达仁堂筹款实属困难。但是如果不交钱，当局就以“亲共”的罪名抓人。乐肇基叫苦不迭，忍痛变卖了不少库存的贵重药材，凑足摊派款，才算了事。
豺狼当道，蠹国害民，国民党统治天津的最后三年，祸乱相踵，先是通货膨胀，继而金融崩溃，津沽大地哀鸿遍野，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。反动当局治国乏术，只知滥印纸币。1937年7月抗战前夕，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14.5亿元，八年后日本投降时发行法币5500亿元，又三年后至1948年7月，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00万亿元，是抗战前的40万倍！纸币泛滥，物价腾飞。1946年1月3日，面粉、大米、玉米面每市斤售价分别是130元、120元和60元，而到了1948年8月10日，已经分别涨价为58万元，61万元和32万元。物价飞涨，一日数变，朝升暮合，货重币轻，存钱有如存冰，不独普通老百姓，就连企业主也叫苦连天，不知明天将会怎样。
达仁堂发薪，已经不再发钱，因为职工要米要面，不要比纸还贱的一捆一捆的钞票。达仁堂管吃，职工午饭和晚饭也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。为了买到粮食、蔬菜和煤球，经理乐肇基操碎了心。
物价猛涨，职工日子难过，不给职工加薪怎么能行？天津解放前，乐肇基几次给职工增发津贴，虽然总是杯水车薪，但是对职工来说，也不无小补。
达仁堂专门记载经理口谕的《言出法随录》1945年7月24日项下载：“本月因粮价大涨，所有北籍同人各给无定期津贴3100元。此项津贴并非每月或每数月一次，须视当月物价情形，再行酌定之。”此次津贴3100元，显系伪联银券，折合法币是620元，可买绿兵船面粉一袋。
1948年7月24日项下又载：“本月起物价猛涨，为适应此特殊情形，所有津栈及津、南、平、西、湘、福、长各号同人，每月付给临时补助600万元。”当日的物价，现在不得而知，但据史料记载，7月11日，大米一斤32万元，玉米面一斤16万元，绿兵船面粉一袋1500万元；7月20日大米一斤39万元，面粉一袋1820万元。7月24日的600万元，估计当日可买15斤大米，或十三、四斤面粉，而7月24日以后就难说了。据知当年年底，一袋面粉可卖法币7.5亿元，彼时600万元连半斤面粉也买不到了。
1948年8月20日，国民党当局以金圆券代替法币，300万元法币兑换金圆券一元，一两黄金值金圆券200元。金圆券刚一发行，就开始贬值，到当年12月，一两黄金可换金圆券5000元。老百姓怕金圆券毛在手里，拼命抢购物品，直到商店无货可卖，纷纷关门。国民党政府强令商店开门营业，并且限制物价，派经济警察驻店监督。当时白酒已涨到每斤一元，经济警察却限令达仁堂药铺出售茵陈药酒每斤不得高于一元。这哪里是平抑物价，明明是嫁祸于人，把商家往火坑里推。天津达仁堂没有办法，只得赔本做生意。上海达仁堂稍有不从，结果负责人被警察抓走。
难熬岁月，度日如年，漫漫长夜，人何以堪。1949年1月15日早晨，响彻一夜的枪炮声刚一停息，人们便涌上街头，奔走相告：“天亮啦，解放啦，苦日子到头啦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