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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走上天安门城楼的“红色资本家”
乐达仁之侄乐松生，任达仁堂副经理20余年，又于1949年兼任北京同仁堂经理，是乐氏家族一位重要代表人物。
乐松生出生于1908年农历八月十三，幼年在家塾读书，1921年7月考入北京汇文大学堂。该校前身系1871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 会创办的蒙学馆，后于1926年更名为汇文中学。汇文以“全人教育”为宗旨，注重通过道德教育、智育教育和体育教育，培养“完全”的人。汇文思想比较开放，学生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，学校颇具革命传统，彭雪枫、邓力群、张学思等均出自该校。据说张学思和杨森的儿子在课堂上，公开阅读《资本论》，学校不予干涉。在这种宽松环境中，乐松生读了不少进步书籍，初步形成了他的人本主义世界观。
1925年12月，乐松生从汇文毕业。他喜爱古典文学，还愿意学医，但是父命难违，他不得不来到天津，跟随伯父乐达仁学习经营管理，以便继承家业。
还不到18岁的乐松生，不甘心就此辍学，到天津不久，就偷偷报考了一所学校，继续念书。
乐松生就读的学校，是天津甲等商业学校。这所学校最早叫作天津中等商业学堂，创办于1906年，地址在东门外南斜街芦纲公所内。乐松生入校时，学校已迁到东马路，校名也改为“甲商”。1937年以后，该校再次改名，叫作天津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。但是天津人一直把这所学校叫作“甲商”，“甲商”培养的财会人才，遍及天津各个行业，“甲商”的毕业生很受工商企业欢迎。乐松生在这里学习了商业尺牍、商店管理、商业簿记和经济学、会计学等课程，还跟人称“铁算盘”的庄子良老师，学会打一手好算盘。
“甲商”口碑好，乐松生又十分好学，乐达仁也就由他去了。但是到了1928年7月，乐松生差一年就要毕业的时候，乐达仁见达仁堂业务实在太繁忙，遂叫乐松生中止学业，到达仁堂当了副经理。
天津达仁堂于1917年开始，在外埠商业重镇的最繁华地段，设立分号，到1928年时，达仁堂分号遍布南北东西，达十数个，而且业务都非常之好，管理各分号的达仁堂总管理处，急需一名让乐达仁放心的负责人。乐松生进达仁堂以后，一边跟药房的先生们学技术，一边跟店铺的查柜学管理，很快就熟悉了工作，成为乐达仁的一个得力助手。
乐达仁去世以后，堂兄乐肇基任达仁堂经理，乐松生仍任副经理，协助堂兄管理企业，主要负责对商业店铺的经营与管理。乐松生性格开朗，说话随和，重义气，乐助人，达仁堂职工都很喜欢他。他到各地店铺去，常常是冬天带点栗子，夏天抱个西瓜，赶上饭口就跟职工一块就餐，并且吩咐查柜：“劳驾给饭馆打个电话，送俩菜来，我请客！”遇上职工红白喜事，他跟大家一同随份子，而且往往都是双份。
堂兄为人正直，不喜交游，不善应酬，因此不免经常吃亏。乐松生想，这个世道，没权势受人欺，达仁堂是乐家独资，没有一点儿官僚资本，要生存，就必须仿如尺蠖之屈。常言道，多财易贾，长袖善舞。乐松生轻财好施，广结善缘，不仅在官面混得很熟，而且还结交了一些所谓道上的“朋友”。
日伪时期，达仁堂长春店和大连店的生意尚能维持。伪满儿皇帝溥仪是吃北京同仁堂药长大的，他出宫之后住在天津张园，改吃达仁堂的药。溥仪在长春当了伪满洲国“皇帝”以后，想吃中药，就派人到达仁堂长春分店去买。“皇上”都吃达仁堂的药，那些伪满达官贵人也就成了大连分店和长春分店的常客。但是伪满洲国限制资金向关内流动，1932年伪满警察曾到达仁堂大连店调查有无私自往天津调款之事，如被查出，则予以重罚。用什么办法把钱调回天津呢？乐松生想起一个叫吴清倉的人，这个人在日本人那里吃的开。于是乐松生花钱请吴清倉买通各个关节，给达仁堂办了一份赴“满洲国”的“护照”，这样达仁堂派出的人才可以平安出入大连、长春，安排调款之事。
1947年，代表乐氏四大房对北京同仁堂实行“四房共管”的乐达义，因病去世。从此以后，乐松生在担任达仁堂副经理的同时，还暂时接替父亲的工作，代表四大房管理北京同仁堂。乐达义、乐松生父子俩在北京同仁堂人缘极好，1949年北京解放，同仁堂劳资双方谈判陷入僵局，同仁堂职工一致要求在天津的乐松生代表资方，来北京谈判。乐松生回京谈判，劳资双方很快就达成协议，于是乐松生被推举为北京同仁堂经理。
解放后，乐松生听共产党话，跟共产党走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他积极恢复达仁堂和同仁堂的生产，在抗美援朝中带头认购公债、捐献现金，率先申请公私合营，成为全国工商业者中著名代表人物。1955年11月，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，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乐松生，周总理还提及达仁女校的往事，代表邓颖超向他致意。1956年1月15日，北京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，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，代表北京工商界，向毛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。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称赞说，乐松生是“名副其实的红色资本家”。
乐松生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、民建中央常委、北京市副市长。文革期间乐松生受“四人帮”迫害，于1968年4月27日晚含冤而死，年仅60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