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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，天津达仁堂创建20周年。此时的达仁堂正处于鼎盛时期，十几个店铺生意红火，养鹿场、养蜂场、参茸庄、渤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也很兴旺，整个事业都充满了生机，其利润之丰盈，商誉之卓著，不仅在当年几十个乐家老铺中首屈一指，就连北京同仁堂也相形见绌。然而乐达仁先生志不在此，他让职工学英文，送子弟出国见世面，在香港设分号，对中药进行改进，皆出于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——把中药推向海外。恰逢这个时候，海外最大的制药公司德国拜耳，登门求见，商谈合作，乐达仁感到非常高兴。那一阵子，乐达仁整日处于兴奋之中，忙忙碌碌，不知疲倦，就像是一个年轻人。
由于在厂名和厂址上发生意见分歧，而且双方僵持不下，与拜耳的合作，最终没有谈成。乐达仁知道，达仁堂越发展，就越有机会，因此他对实现自己的计划并不灰心。只是闲下来的时候，一歇在那里，他感到累得很，往往懒得动弹。有几次他觉得心口隐隐作痛，头晕乏力，周身不舒服，可是休息一会儿，又说不出身上哪儿有不适。他想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身体哪能总像年轻时一样好，注意休息，不再过劳，也就行了。但是他没想到，心口疼痛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频繁，而且眩晕加剧，晚上睡觉连喘气也困难起来。看看实在扛不住了，乐达仁才让家人请大夫。陆续请来的几位中医大夫，都说乐达仁心悸气短，失眠多梦，易惊健忘，眩晕乏力，是由于心营过耗，气血亏损所致，少操心，多休息，吃了药就会好的。家人照方抓药，不外是补血安神之类，与天王补心丹、茯苓补心汤大同小异。然而两三个月下来，病情并无起色。后来家人又请来一位名医，他摸了摸脉，没说话便出来了。在客厅，他对乐七太太说：“乐七爷患的是心房漏血，现在面色无华，下肢浮肿，耽搁太久了，我已回天乏术，您另请高明吧。”说完便告辞了。中医看不好，就找西医吧。乐七太太赶紧叫人去请梁大夫。当年天津小白楼有一个西医诊所，行医的大夫是兄弟俩，一个叫梁宝鉴，一个叫梁宝平，乐家人有病一般都请梁大夫看。两位梁大夫接连来家好几次，又是打针，又是吃药，最后仍不济事。
1934年7月10日（农历五月廿九），乐达仁先生死于天津台湾路13号寓所。
乐达仁先生出生于1877年1月13日（清光绪二年丙子农历十一月廿九），享年58岁。
乐达仁先生的后事，乐家早有准备。丧事是乐达仁的大兄弟乐达义一手操办的。当时天津最讲究的人家，丧事用“京杠”，乐达仁先生去世前一天，乐达义就把北京十大杠房之一的永胜杠房请来。同仁堂乐家办丧事，都是请灯市口永胜杠房，因此有乐达义出面，永胜杠房招之即来。
乐达仁先生遗体停床，僧人“转咒”，金棺入殓，家属循礼成服，都很简单，并不比以大办丧事著称的天津人讲究。但是那口漆得锃亮的杉木十三圆棺本，在天津人面前透出一股富贵气象。
第二天，乐达仁先生灵柩由永胜杠房抬到天津东站，再由天津口上脚行抬进乐家包租的一节车厢，然后直奔北京前门站。
灵柩一进京都，排场可就大了。正阳门南门，概不开闭，但是乐达义当过北京警察厅督察长，眼下又是北京同仁堂经理，有他打点，灵柩得由南门而入，径直抬往北京贤良寺。
乐达仁先生原籍在北京，可是死在外地，把灵柩抬进前海西街18号乐家第四房那个大宅门，被认为不妥，所以必须找一个庙宇停灵暂厝，以便循例举行丧礼。贤良寺在东城冰盏胡同，距前海西街不算很远，尤其是那个当家和尚圣泉方丈，人很活络，北京白货铺、小货铺、彩棚局、杠房、茶房、酒席处、吹鼓手、扎彩匠等等，没有他不认识的。在贤良寺办丧事，极为方便，北京绅商办事找圣泉的特多，以致解放后贤良寺由寺庙改成了殡仪馆。当然这是后话了。
此时贤良寺早已搭好起脊的玻璃棚，灵柩一到即被抬入棚中，加盖了一个红锦绣花落地罩。灵前有一座素花彩牌楼，下面是几张八仙桌，正中安放乐达仁先生大幅遗像，像前摆着五堂供品。灵柩前面挂着白布灵帏，左右也都挂着幔帐。中间空地搭了一个不高的月台，四周围着雕花栏杆。月台中心有一块蓝布拜垫，上面蒙着团花红毯。月台四周还搭有三个经台，专供僧、道、番做佛事、法事。灵堂布置，在达官贵人为数者众的京城，也算是很讲究的。
接三之日，丧礼正式开始。这一天从早到晚，吊唁的人接踵而至，门吹的大鼓、云锣和大号、唢呐，过厅的梆子，月台边上的清音，竟无暇停歇。晚上放焰口，和尚九时登座，又念又唱，又吹又打，直至夜色阑珊。停灵七七，49天，天天鼓乐喧天。出殡那天，48杠，绿、蓝、白三班驾衣，一律是不曾着地的新靴鞋。出殡队伍，迤逦数里，前有执事，后有“后护”，片幡雪柳，斧钺金瓜，开道锣，闹丧鼓，有人哭，有人唱，有人乘车，有人步行，煞是热闹。下午四点多钟，才到达墓地——海淀董四墓村。
大办丧事，并非乐达仁先生本人的意愿，他临终的遗愿，是把中药推向海外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个宏愿，至今尚未实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