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电话:
曾任永利碱厂厂长的著名化工实业家陈调甫，在《永利碱厂奋斗回忆录》一文中写道：
“我厂初开工的时候，我因操作复杂，竭力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。有人觉得有困难，不大赞同，经过反复辩论，最后得到范旭东的同意。八小时工作制实行不久，因为经济困难，改为12小时，但不久又恢复过来，从此成为固定制度。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，我所知只有永利一家。”
永利碱厂职工待遇高，厂里有职工宿舍、职工食堂、子弟小学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，这在旧中国的确少有。在1940年3月出版的《社会统计月刊》上可以看到，当时的工厂，工人工作时间一般都在十小时以上。例如，在天津河北一带，大北机器厂、庆记针织厂工作十小时，宝安同记提花厂工作12小时，德元成织布厂工作13小时。但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，也不仅只永利碱厂一家，达仁堂制药厂从1926年开始，就已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了。
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，10月10日攻克武昌，达仁堂汉口分店职工受北伐革命影响，率先实行八小时工作制。乐达仁闻讯，不但没有指责，而且下令达仁堂总管理处，通知厂部和各店，也一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。
乐达仁及达仁堂后任经理乐肇基、乐松生受西方思想影响很深，对企业进行“科学管理”，执行工艺制度一丝不苟。与此同时，乐达仁及其继任者，又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，对达则兼善、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，非常认同。因此达仁堂的管理，既十分严格，又充满了人情味儿。
达仁堂职工，家不在天津、北京的，每人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探亲假，工资照发，往返路费实报实销。没有家眷的职工，厂里管吃管住。职工生病吃药，分文不花，给家属买药，七折优待。达仁堂很少辞退职工，即使在各岗位表现都不好的职工，乐达仁也不听别人议论，把他调到身边，仔细观察他一个月，真的不行，则发给一个月的工资，才让他走人。几十年前达仁堂就有“停薪留职”之说，职工生病或有事长期请假，六个月之内工资照发，超过六个月停薪留职。停薪留职者什么时候回柜，达仁堂都欢迎。达仁堂职工，无论是在厂部，还是在各地药店，每天都可以吃到两顿免费工作餐，而且标准不低，过年过节还要吃犒劳（即另外加菜）。端午节和中秋节各放假一天，春节放假五天，正月初六至正月十五，每天放假半天。
旧日达仁堂充满人情味儿的管理，令健在的达仁堂老职工颇为怀念。达仁堂制药厂在征集厂史资料的时候，老职工们回忆过去，一往情深。一位叫阮兰惠的老职工，已经87岁，尽管患有严重的白内障，仍然密密麻麻写了15页文字材料。他认为乐达仁先生思想开明，经营有方，是一位出色的企业家。
一位远在湖北的76岁老人，日前给达仁堂写来一篇回忆材料。他说：
“我叫吴庭恺，男，1927年生，1940年13岁时进达仁堂。当时经理张兆桐（按：张兆桐是达仁堂第一代徒弟，上世纪40年代任达仁堂药房头，即车间主任，不是经理）把我当亲儿子看待。每天八小时工作，业余每晚八点至十一点学算盘，写小字，读药书。旧社会市面兵慌马乱，不准我们出大门。放假了，也派大人（工友）跟着，限时回厂。平日吃白面、米饭，很少吃粗粮。在达仁堂学徒，一生饭碗都不愁了。那年头，达仁堂乐家老板待下人厚道，职工贫病、生活困难，都另有救济。职工老了，回家有补贴，亡故了还给丧葬费。”
“1940年至1945年日本占据天津，市民吃杂合面，我们达仁堂高价买大米（小站）、白面给职工吃，不吃粗粮。职工除工资外，还有补贴、月规等。”
“有一位看门老师傅，年纪大，喝酒醉死了，（达仁堂）给家属遗孤安排后事，照顾十分体贴、周到，深入职工心中。”
有一件事情，最能表明乐家两代人对工人的温情，也最令老职工感动。
有个老工人叫阮效康，从小在北京永安堂药铺学徒，后来进北京同仁堂当药房工人。阮效康技术好，为人忠厚，1912年乐达仁到上海创办达仁堂第一个分号——上海达仁堂时，带走同仁堂几名伙计，其中就有阮效康。几年后乐达仁在创办天津达仁堂时，又把阮效康带到天津。达仁堂建厂后，阮效康当药房头。阮效康可谓达仁堂元老，乐达仁对他十分器重。1928年，46岁的阮效康因病去世，撇下老母、寡妻和两个年幼的孤女。乐达仁和他的子侄，念念不忘阮效康为达仁堂创业立下的汗马功劳，给他和另一位叫孙华亭的老职工，各盖了三间平房供其家人居住。乐家还补贴阮效康遗属每月30元生活费，破例允许阮效康大女儿进厂工作。阮效康大女儿后来出嫁，又允许二女儿阮芬进厂顶替。阮效康、阮母、阮妻去世，都是乐家两代人发送的。提起这些，老职工无不啧啧赞叹。
乐达仁是资本家，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家，他的企业治理方式，值得后人学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