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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地处唐山、北京、保定、沧州之间，与四地均相距不远，而语音与四地迥然不同。天津是个比较典型的“语音孤岛”，外乡人进天津卫，开口一讲家乡话，天津人听了不免有乍耳之感。早年天津达仁堂却不是这样，一水儿的京腔，职工们感到既顺耳，又亲切。
天津达仁堂经理乐达仁，以及后来的继任经理乐肇基和副经理乐松生、乐钊，都是北京人；90年前达仁堂初创时，估衣街药铺的查柜和店员，中山路药厂的药房工人和公事房的会计、文牍等，都是乐达仁从北京同仁堂或北京其他著名老药铺南山堂、庆仁堂、同春堂请来的老伙计和老熟人。所以早年在天津达仁堂，听不到一句天津话。
当初创办天津达仁堂时，乐达仁仍秉承北京同仁堂的祖训，只请“先生”（即学徒出师的伙计），不用徒弟，自东自掌，不聘代理人。但是随着上海八仙桥、长沙南正街、郑州大同路等一批新分号的设立，商业和工业规模不断扩大，用人也越来越多，光请“先生”不用徒弟，已经不行了。于是达仁堂开始招用徒工，每年一次，正月十六进厂，学徒期三年。乐达仁规定，徒工须有两名达仁堂“先生”引荐，有三名达仁堂“先生”作保，徒工要与达仁堂“先生”有亲谊关系，且只限男性；徒工须经考试合格方可录用，不识字，不会打算盘，一概不收，即使与东家沾亲带故。自打达仁堂招收徒工以后，“先生”们便不断向达仁堂引荐亲友，因“先生”们大都是京畿人，所以达仁堂第一代、第二代徒工多来自于顺义、通县、香河、武清一带，说话也都带着京腔。
达仁堂在外埠的十几个分号，一律不用当地人，查柜和店员悉由达仁堂总管处从学徒出师的“先生”中选派。走进外埠达仁堂，听到的仍然是一片京腔。外埠达仁堂，牌匾上都有“京都达仁堂”五个字，不知道内情的外地顾客，还以为达仁堂总号在北京呢。
京腔，是早年天津达仁堂的一大特点，再一个特点，就是全厂上下酷爱京剧。
中药和京剧，都是国粹。不少京剧名演员，都钟情于中医药。李少春、袁世海和梅兰芳的管家，经常光顾达仁堂马家口店。北派四大须生高庆奎之子、出身于富连成班的著名武生演员高盛麟，是汉口达仁堂的常客，有空就到店里去聊天。早年达仁堂，有很多戏迷，工友们工余相聚，操琴击板唱两口，才叫高兴。乐家的戏迷更多，乐达仁十一弟即二房乐义芝，有个儿子叫乐朴荪，是北京和汉口沛仁堂店主。朴荪先生酷爱京胡演奏艺术，曾拜梅兰芳琴师徐兰沅为师，以至中年后弃商从艺，终生以操琴为业。乐达仁十五弟即二房乐咏西，其长子叫乐元可，是个摄影迷和票友，曾拜京剧名家王瑶卿为师，学唱青衣。元可先生虽是北京和沈阳恒仁堂店主，却经常粉墨登场。乐达仁的侄子乐肇基，与京胡大师杨宝忠是好友。乐达仁先生在京剧界朋友很多。他年轻时在同仁堂药房学徒，“先生”叫裘绪斋，裘绪斋的弟弟裘桂仙，是乐达仁的一个朋友。裘桂仙当时是京剧著名花脸演员，他儿子裘盛戎后来成为京剧一代宗师。裘桂仙拉京胡也非常出色，曾经给谭鑫培当过七年琴师。乐达仁在京剧界朋友很多，与许多名伶都很有交情。
享有“伶界大王”之誉的谭鑫培，架子很大。清末主持维新派报纸《时务报》，以鼓吹变法而闻名的汪康年，曾在《汪穰卿笔记》中记有一则云：
“近来戏曲盛行二黄，内中脚色复以老生为最贵重。前数十年群推程长庚为绝响，近来则汪桂芬、谭鑫培齐名。然二人声价绝高，汪性犹劣，往往受人重聘而延不登台，以此涉讼屡矣。谭亦自高位置，班中每日演戏外，如有堂会戏须其登台者，每出须五十金，两出则百金，尚须主者夙与联络方肯至，两出而止，不能增多。近杨莲帅为北洋大臣，酷好观剧，偶闻谭至津，一日与某盐商言，欲得谭入署演剧。往请之，不可，曰：‘吾来津以游故，安暇屑屑为此？’固哀之，犹不可……”
按杨莲帅，即杨士骧，字莲府，曾任直隶布政使、山东巡抚，1908年被朝廷实授直隶总督。杨士骧这么大的官，谭鑫培都不肯赏光，其架子之大可知矣。
但是老谭却肯给乐达仁面子。在此四五年之后，谭鑫培一生最后一次来津，专程祝贺天津达仁堂开业。1914年5月23日《大公报》报道：
“京都同仁堂药店，现在本埠估衣街设立达仁堂分号，昨日为开幕之期，特约名伶谭鑫培、王瑶卿等，假广东会馆演剧宴客。是日各界来宾，车水马龙，颇极一时之盛。”
达仁堂是北京人创办的，但是在90年后的今天，达仁堂已经成为极具天津企业特色的津门老字号。现在，京剧仍然为达仁堂老职工所喜爱，而京腔则成为达仁堂年轻人的时尚，说普通话在达仁堂年轻职工中已经蔚然成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