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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，分为四房，第四房的长辈，就是乐氏第11代的乐季繁。乐季繁是乐平泉第四子，乐季繁也有四个儿子，这就是长子乐达仁，即乐氏第12世的七爷，次子乐达义，后人称之为十爷，三子乐达明，即十三爷，四子乐达德，即十六爷。乐季繁教子有方，达仁、达义、达明、达德兄弟四人以孝悌为本，尊长爱幼，相处和睦，很令乐氏各房羡慕。
乐季繁去世以后，乐达仁作为第四房长子，团结全家人，共同创办达仁堂。乐达仁1912年创办上海达仁堂的第一笔资金，就是父亲的遗产，和兄弟四人各家的积蓄，包括女眷们的金银首饰。上海达仁堂一开始不赚钱，在青岛公济药庄卖药，也不赚钱，乐达仁愁眉不展，内心焦虑，曾徘徊在黄浦江畔，有心跳下去，一死了之。协助乐达仁在上海创业的同仁堂查柜陈子明，苦苦相劝，乐达仁才打消了沉江的念头。三个兄弟听说以后，掩面而泣。他们说，大哥为咱家不辞劳苦，艰难创业，倘若不成功，我们也绝不能埋怨他。后来乐达仁到汉口办达仁堂在外埠的第二个分号，形势略有好转，等到天津达仁堂开张以后，达仁堂才开始兴旺起来。创办达仁堂，乐达仁劳苦功高，但是乐达仁把达仁堂赚的钱，每年都是平分四份，兄弟四人各得其一，三个兄弟和他们的子女，都对乐达仁十分尊敬。
上世纪30年代，乐达仁兄弟四人的子女都长大了。老大是十三爷乐达明的独子乐肇基，老二是十爷乐达义的独子乐松生，老三是乐达仁的长子乐钊，老四是乐达仁的次子乐锜，老五是乐达仁老兄弟乐达德的独子乐锴。老哥儿四人商定，达仁堂制药厂及在各地的达仁堂药铺，将来由小哥儿五个继承。后来老五乐锴早殇，小哥儿四个决定，乐锴的继承权转给他姐姐乐倩文。乐家第四房两代人父慈子孝，兄怜弟悌，其乐也融融。
老哥儿四人中，只由乐达仁一人在天津管理达仁堂，小哥儿五人中，乐肇基、乐松生和乐钊在乐达仁身边学习生产和管理，乐达仁疼爱乐肇基和乐松生，甚于他的长子乐钊。爷儿四个经常形影不离。因为乐松生本名乐鏳（cheng，称音），于是达仁堂职工用他们姓名的谐音，给乐钊、乐鏳、乐肇基、乐达仁编了个顺口溜：
越早越成，越着急越打人。
乐家第四房参与达仁堂经营管理的叔伯子侄，在天津都分别有自己的住宅，其余的人，包括乐达仁老母亲乐刘氏，仍住在北京的老宅里，这就是北海后门附近前海西街18号的那个大宅院。
前海西街17号和18号，早先是清朝乾隆年间大贪官和珅的私邸，和珅被赐死以后，嘉庆皇帝把它赐给了其弟庆王永璘。咸丰朝皇上把庆王府赐给他的六弟——恭亲王奕忻。奕忻的恭王府规模宏大，分为前院、府邸和花园三个部分，占地一百多亩，建筑面积将近三万平米。民国年间，恭王后代把王府府邸和花园卖给了辅仁大学。现在北京对游人开放的恭王府，仅是恭王府花园很小的一部分。原恭王府前院，当作草料场和马厩使用，民国年间卖给了北京乐氏家族第四房。乐达仁在此修建了一座二进四合院的大宅门，正房、耳房、厢房及后罩房，建筑面积有五百多平米，占地十七亩多。
北京解放后，前海西街18号被国家买走，一度作过蒙古驻华大使馆，宋庆龄也曾在此居住过一个时期。上世纪60年代，郭沫若搬到这里，一直居住到1978年他去世。现在这里成为郭沫若纪念馆，对游人开放，细心的游人会发现院墙角上有一块界石，上面刻着“乐达仁堂界”几个字。
本文前此曾附一张照片，系1932年乐氏第四房女主人——乐达仁之母乐刘氏80寿辰时的家族合影，就是摄于北京前海西街18号宅院内。照片上中间坐于藤椅上的，是乐刘氏。乐刘氏右侧的男性，依次是乐达仁、乐钊、乐锜，乐达明、乐肇基。乐刘氏左侧的男性，依次是乐达义、乐松生，乐达德、乐锴。
现在，乐氏第四房12世的乐达仁、乐达义、乐达明、乐达德，都早已过世。乐达仁的两个侄子－乐肇基和乐松生，也已于文革期间去世，他们的子女目前都居住在国外。乐达仁的次子乐锜，在解放前就已移居美国，1994年达仁堂制药厂建厂80周年时，乐锜曾来天津参加庆典。乐锜曾任美国休士航空制造公司电子工程师、电脑管理部经理。目前乐锜仍居住在美国，只是身体已经大不如前。乐达仁先生的长子乐钊，退休于天津达仁堂制药厂，现已年过八旬，目前仍健在。乐钊先生的夫人沈恩秀女士系天津市政协第七至十界委员会委员，曾任市基督教女青年会副董事长和民建、工商联两会妇委会副主任。沈恩秀女士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曾和乐钊、乐锜、谭庆枝（乐肇基夫人）等12名工商界人士集资30万元，建立政协妇女组少儿福利基金。乐钊先生和沈恩秀女士的子女，有继承祖业者，目前工作在天津达仁堂或天津中新药业其他企业。
乐达仁先生有三个女儿，名曰乐申生、乐卫生、乐锦。抗战前冯玉祥将军在泰山读书，并从事抗日反蒋活动，身边聚集了一批进步青年。其中一名叫赵普炬的北大毕业生，后来成为乐锦之夫。赵普炬在泰山负责给冯玉祥讲社会进化史和国际政治问题，还帮助冯玉祥整理出版了一本《冯玉祥读书笔记》。解放后赵普炬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