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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右铭是坐位旁边具有警诫意义的辞语。座右铭不一定放在坐位之右，座右铭也不一定要铸刻在钟鼎、铜尺、砚台、镜鉴或桌案上。多数的座右铭是贴挂在墙上的手写文字，或是自撰自书，或是自书名人名言，或是由他人题录。据说林则徐的座右铭是“制怒”，曹雪芹的座右铭是“富非所望不忧贫”。鲁迅先生住在北京“老虎尾巴”时的座右铭，是集《离骚》两句而成的联语――“望崦嵫而勿迫，恐鹈鹕之先鸣”。乐达仁先生早年的座右铭，实在怪得很，他用虎皮宣精心裱糊了三份废契约，在上面自撰自书了一段《弁言》。
同仁堂于清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创立以后，声誉日隆，买卖兴旺。雍正元年（1732年）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用药，从此以后，更是财势两旺，无人能比。但是，由于皇室用药在价格上一经确定，则万难改变，而市场上药材价格却不断上涨，因此同仁堂越来越难赚御药房的钱。此外，同仁堂办官药必须先交药，后领银，而皇室拖欠药银的事又经常发生，令同仁堂在经营上十分为难。至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北京乐氏六世祖、同仁堂主人乐礼病故，由乐礼之妻乐张氏扶掖其长子乐以正主持铺务。那时候同仁堂已经欠有大量官债和私债，乐张氏娘俩又经营乏术，铺务实在难以支撑，第二年只好向关某人借银五千两，答应日后关某人年年可以分享经营红利。就这样，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乐姓独资的同仁堂，开始搭入外股。
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乐以正去世，同仁堂又遭回禄之灾，铺房尽毁，片瓦无存，乐张氏一门孤寡坐以待毙。乐张氏之父张世基心疼女儿、外孙，遂出资白银两万两，重建同仁堂。以后乐家以铺东名义仅获得两份股权，其他大部分股权，被张世基陆续卖给他姓之人了。
清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至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，同仁堂以典让的形式实行合股经营，股东共有21人，合股四十多股，乐姓在同仁堂仅占半股。
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，同仁堂又典给朱姓，典价六万两白银。后来朱姓又典给容姓，容姓又典给满族人庆某，庆某又典给慎有堂和董某。至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乐达仁的爷爷乐平泉才全部赎回外股，恢复为独家经营。
自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以来，90年间同仁堂迭遭变故，险象环生，卒赖乐氏四五代人不懈苦斗，这才使同仁堂又回归乐姓之手。乐平泉接办同仁堂以后，加强管理，研制新药，交游官府，广结善缘，不仅使同仁堂起死回生，而且将封建时代的商业经营推向极至。这时候的同仁堂，真的是日进斗金，财源茂盛。据乐姓后人统计，自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起至清王朝被推翻（1911年）为止，皇室累计拖欠同仁堂的药银，达到实银18.7万两，制钱23.5万吊。对这笔巨款，富有的乐家已经不屑一顾，情愿一笔勾销。
到了乐达仁这一代，乐家富足安稳的日子已经过了几十年，爷爷和先辈们的奋斗史，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。乐达仁从小就瞧不起只会坐吃祖业的纨绔少年，他经常提醒同宗兄弟勤俭持家，自立自强，但是没人理睬他。有一天，他从故纸堆中翻出许多张废旧合同书，仔细阅读，才知道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同仁堂濒于绝境的历史，不禁感慨系之。他让人裱糊了三份废旧合同，并提了几句话，悬之座右，时时自警，还为各房兄弟裱糊了一张废旧合同，并且一一弁以数言，分发大家阅读、保存。
乐达仁的《弁言》，是研究北京同仁堂和天津达仁堂历史的一个珍贵史料。他1920年9月22日书赠十七弟的《弁言》，现存中国历史档案馆，其辞曰——
“达仁自更事以来，即书吾家各房之养尊处优、席金履厚者，胥于我公共之同仁堂是赖，殊不知同仁堂自前清初叶创设以来，其间事变迭更，吾先人固已耗尽几许心血，经过几许挫折，始能完全留遗至今也。盖不独传诸口说，窃尝于故纸堆中得有确实证据者三面……凡此，皆于无意中得之，因念祖宗缔造之艰难，不忍弃置。爰命匠人悉数揭裱，并弁以数言，悬之座右，俾可触目警心，时自策励。惟念我同仁堂，自道光年间典满赎回后，营业日见发达，无可讳言。然自吾等祖母弃世以后……家事铺事纷乱已达极点。
“达仁亦系同仁堂一份子，书无不言，故将先世所遗之废据合同分送各房诸昆季子侄各存一纸，并将已往前迹略述颠末。倘能悬之座右，亦可触目惊心，晓然于祖产保留之不易，不禁馨香祝之。且此举实非好为迂阔也，亦期各房昆季子侄上体先人创业之艰，下鉴达仁用心之苦，幸勿以为废纸而目笑。存之斯可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