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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20岁的乐达仁在上海搭乘德国商船巴彦号，赴欧洲游历。这次难忘的旅程，彻底改变了他昔日的人生，并且由此萌生了他彩虹般的达仁堂之梦。
康熙当政期间，改变国策，下令闭关锁国，规定绅商人等一律不准到海外贸易考察，违者即被视为“自弃王化”，一律杀头，甚至保甲属官也要连坐受罚。至清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关于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《中英北京条约》，才宣布中国人出洋合法化。从此以后，不断有华工出国，官费或私费出洋留学的人，也数以万计。
年轻的乐达仁同大多数富家子弟一样，不事生产，热衷于声色犬马生活。他听说西洋有那么多稀罕的物件和好看的景致，便缠着老祖母要钱，非要出洋逛一逛不可。许氏特别疼爱这个宝贝孙子，于是就给他找了一个出洋的机会。
乐氏先人从浙江北上进京，最初隶籍于顺天府大兴县。许氏打听到，近日大兴县一个乡亲，在镇江当海关道的吕海寰，已蒙光绪皇帝召见，不久将奉旨出任驻德国及荷兰大使。于是许氏赶紧托人去见吕海寰，说妥让乐达仁以吕海寰随员的身份前往德国。
清朝政府从1875年才开始向海外派遣使领官员。清政府只规定使臣必须由朝廷简派，而随员人选，则由使臣自定。虽然十年后朝廷规定，使臣的两名随员，必须从中央各部官吏中挑选，由政府出资，供他们以随员身份出洋游历，而至于不须政府出资的随员，则仍由使臣自定。总之，那时候富家子弟，只要自己花钱，随使臣出洋算不上难办的事情。清政府对外交的轻视，即此可见一端。怪不得不久前，有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竟从故纸堆中翻出一封尚未拆封的外交文书——比利时国王给光绪皇帝的信！
且说吕海寰，其实并不是大兴县人。吕海寰本是山东掖县一个穷苦书生，岳家嫌贫意欲悔婚，遂串通当铺诬告海寰为贼，经县学生员联名具保，才免于惩办。海寰在家乡无计生存，只好到北京找父亲想办法。那时候他父亲只身在北京一座庙里设帐授徒，爷俩只能勉强糊口。于是海寰发愤苦读，立志博取功名。第二年海寰以童生资格取得顺天府大兴县县籍，又三年得中举人。海寰不仅熟读经书，而且还精研洋务，因此逐渐得到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、北洋大臣李鸿章、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的赏识。在他们的提携下，吕海寰仅以一名举人的身份，先后被任用为兵部员外郎、浙江常镇通海道、驻外大臣，这在晚清官场上实乃少见。
清朝外交官随员的任务，不外乎就是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了解一下所在国风土人情和外国人在制器、通算、测地等方面技术进展。乐达仁在德国没有什么事情可干，稀罕的物件和好看的景致，倒见了不少。钟表、缝纫机和汽车，哥特式、古罗马式和巴罗克式古建筑，大大小小的城堡和博物馆，一片一片的绿茵和造型各异的喷泉，让他大开眼界，羡慕不已。德国人对中国人还算友好，但是对越来越多的聚居于汉堡港区的华工，则有些鄙夷。
在德国，有两件事，让乐达仁感到十分震惊，并由此引发了他深深的思索。一件事，是德国发展的神速。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，德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，兴起一股中国热。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对中国烟花、造纸、制陶、养蚕，怀有极大兴趣。穿丝绸衣服，用精致的瓷器，饮中国茶，被欧洲人认为是富贵的象征，就连普鲁士国王的行宫里，也建有水榭楼阁和六角茶亭。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德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莱布尼茨，曾经这样说：“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，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，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——中国。”但是，转瞬之间，中国热降温了。十几年前还是39个诸侯分治的国家，现在不仅统一为德国，而且在工业化道路上超速发展。德国的工业品已经行销到全世界，从事于化学与医学产品的德国拜耳公司，在乐达仁赴德之前，就已经打入了中国市场。乐达仁仔细考察了德国的几个著名企业，特别是拜耳公司，对德国企业的技术装备、管理方式、工人培训和追求无可挑剔的产品质量意识，做了认真研究。他感到，中国如果不走德国式的工业化道路，同仁堂如果不按德国企业那样去管理，最终败北无疑。
另一件事，是庚子之乱。两次鸦片战争，西方列强瓜分中国，英法两国捷足先登，德国后来居上，尤其是山东，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，比其他列强都多。德国人的行径，终于在山东激起民变，义和团首先在山东兴起。后来事态越闹越大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中国人枪击身亡。消息传回德国，德国举国哗然，吕海寰恐怕遭到报复，日夜坐卧不宁，乐达仁等随员也整日提心吊胆，不敢出门。后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一番烧杀劫掠之后，逼迫清政府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，中国赔偿白银4.5亿两，合人均一两，此事乃寝。乐达仁目睹了吕海寰在处理庚子之乱善后问题时的惊恐、屈膝、强颜和自责，堂堂天朝大国驻外大臣的可怜相，令乐达仁十分痛心。他知道这怪不得吕海寰，弱国无外交，外交官要有尊严，首先国家要有实力。
此番德国之行，萌发了乐达仁实业救国思想，也揭开了他人生的新篇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