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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仁堂越办越兴旺，而乐达仁先生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。达仁堂表面的繁荣，不会是中药回光返照？国药的旗号，在中国还能打多久？面对来势汹涌的西医西药，中医中药何以生存？“倘不改革，中药顶多存在20年！”常挂在自己嘴边的这句话，会不会不幸而言中？
这不是杞人忧天，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国药界人士，谁没有这样的疑虑？
自18世纪欧洲人创立病理解剖学以后，西医西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。欧洲人1858年创立细胞病理学，1865年提出遗传因子学说，1878年发现传染病由病原菌引起，1892年发现病毒，1903年发现激素……一连串的科学发现，让一向视“夷技”为“小术”的中医先生们目瞪口呆。欧洲人在临床医学上，使用显微镜、听诊器、体温表、血压计和心电图描记器，用麻药给病人开刀、拔牙、缝合伤口，这些直观的诊断手段和医疗效果，让人不能不服。188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研制出退热药非那西汀，1897年又研制出有解热镇痛作用的阿斯匹林，后者不仅疗效确切，而且迅速占领市场，行销全球，其营销理念与技巧，跟中国的中药商迥然不同。
鸦片战争以后，教会办的医院由沿海地区推向全国各地，西医西药大行其道。上世纪初，施德之、梁培基、中华、和平、九福等西药厂先后开工投产，专门做西药生意的屈臣氏、泰安、华英、中法等大药房也纷纷开门营业，而且都获利丰盈，中医大夫和中药铺的生意，受到不小冲击。
上世纪20年代，中国发生一场还要不要中医中药的大争论。先是1912年北洋政府改革学制，把中医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。1916年一个名叫余云岫的早年留日学者，撰写文章，公开否定中医理论。1923年梁启超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文章，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迷信的大本营。1926年章太炎著《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》，否定五行学说，主张完全废弃。另一些学者和名医，则极力表示反对。恽铁樵、施今墨等认为，中医中药应当改进，但绝对不可全盘否定。而南京国民政府却草率行事，在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，通过了余云岫废止中医案，决定对中医中药进行限制，于是引起了一场喧然大波。
乐达仁想，中国老百姓相信中医中药，这是个基本事实，但是这么多人，包括著名学者，都否定中医中药，难道没有一点儿道理？经验医学在西方已经发展为实验医学，而中医仍旧靠老祖宗传授的经验吃饭；西药能写出化学分子式，能从生理和药理上说明问题，能够作出定性和定量分析，而中药呢？西药销售靠对医院、药房和普通人群的宣传，并且引导人去消费，而中药铺坐等顾客上门，与医院、与大夫都不搭界。乐达仁认为，不适应时代进化要求的一切，都是没有生命力的，被淘汰是早晚的事。
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为免遭淘汰噩运，乐达仁决心做中药改进的先行者。
他要求他的子侄和达仁堂所有年轻职工，都要学习英语，以便了解世界大势和西方医药的最新发展。他的儿子乐钊，他的侄子乐肇基，读中学都是在当时英语教学水平非常高的天津新学书院。达仁堂厂里年轻职工，下班之后，除了背《汤头歌》、《药性赋》之外，就是学英语。乐达仁认为，改进中药离不开化学，所以他让他的接班人乐肇基在中学一定要学好化学。乐肇基中学毕业后，他又让乐肇基到南开大学化学系深造。达仁堂制作中药蜜丸，要用大量的蜂蜜当黏合剂，新鲜的蜂蜜带有一股清香味，而时间一久，气味就不那么好闻了。为解决这个问题，上世纪30年代初，乐达仁派乐肇基到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，请化工专家给予帮助。原天津半导体研究所所长、著名化工专家伉铁儁先生，半个世纪后曾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研究解决工业生产中的现实问题，面向社会，是应用化学研究所办所的主旨之一，五年中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如接受王桢祥桅灯厂委托，制造了手电灯反光镜；如接受达仁堂委托为蜜（黏合剂）脱嗅……”（见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24）
乐达仁为中药而忧，但是他并不消极，他为达仁堂改进中药做了多方面的准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