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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达仁先生1914年来天津建估衣街药店，以后不久又在河北大经路建达仁堂制药厂，自以为时机选得不错——倘若早来天津一二年，那必然会赶上壬子兵变。壬子年（1912年）正月十四，乱兵公开抢劫，津城商肆损失惨重，估衣街店铺均遭劫掠，大经路上北洋造币厂被抢银元无数，天津八大家之一的长源杨家，因多处当铺被哄抢一空最终导致破产。但是俗话说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旧社会动乱频仍，朝不保夕，哪有安全的地方？
1922年，北洋军阀直奉交恶，四月下旬两军在天津周围的北仓、独流爆发战事，近在咫尺的天津陷入一片惊恐之中，其秩序之乱，较壬子兵变和民国六年闹大水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盘踞在天津的奉军，以达仁堂药厂马路对面的中州会馆，和金刚桥旁的安徽会馆为司令部，通过北站，把大队人马和军需用品从关外运来。5月4日中午，张作霖停车北站，旋即亲赴廊坊督战。与此同时，前线下来的伤兵越来越多，河北公园、云贵会馆、法政学校和水产学校等被奉军强行征用，改作伤兵医院。战争打响以后，京汉、京津、津浦铁路中止运输，子牙河、南运河因奉军架设浮桥不能行船，于是粮价猛涨，铜元猛跌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奉军还解除了省长公署武装，改用保安队维持治安，由于伤兵和逃难民众大批涌进天津，秩序一时大乱。商店早早就关上了大门，茶馆剧场一律歇业，学校纷纷停课，各大饭店均不开火。5月5日奉军溃败，司令部首先转移，败兵从四面八方涌向北站，争先恐后登车逃离。5月7日直军占领天津，吴佩孚在北站火车上指挥战斗，并派出部队在大经路一带搜捕奉军。
直奉战争期间，达仁堂药厂被迫停产，贵重细料被藏匿转移，估衣街药店停止营业，外埠分号货源得不到及时补充，商务受到很大损失。
奉军失败，退兵关外，厉兵秣马，于两年后又卷土重来。1924年秋天，直奉两军激战山海关，不仅陆军倾巢出动，飞机、战舰也投入了战斗。在直奉交战正酣之际，隶属直军的冯玉祥倒戈，奉军趁势占领了滦州，开始一步步向天津逼进。10月30日冯玉祥夺取杨村，直军败退天津，直军统率吴佩孚率残部于11月3日由海路逃遁，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。
直军前线失利，直系军阀把持下的天津各机关人人自危，当官的纷纷携带细软逃往租界，溃败的士兵趁火打劫，于是学校停课，商店不敢敞开大门，物价、房价腾贵，老百姓惊恐不安。
这一期间，大经路仍是重灾区。直奉在山海关激战，直军伤兵都运到天津，大经路一带的医院，和法政、工业、水产、师范等学校，又都被征用为伤兵医院。那些伤势不重的直军士兵，经常出来闲逛，妓院、茶馆招待稍有不周，伤兵就大打出手。伤兵缺钱用，就脱下军衣送当，每件索要二三十元，真是蛮不讲理。伤兵乘人力车，不但分文不付，还经常打人。大经路一带，人们提心吊胆，度日如年，不知何日才能太平。
达仁堂药厂座落在大经路中段，离北站不远，更是首当其冲。警察厅犒劳过往军队，达仁堂必须出钱出物。一拨一拨的伤兵、败卒，不拿钱就甭想打发走。直军战败，吴佩孚逃跑，扔下伤兵没人管，而奉军进津后又到处搜捕直军。此时的直军伤兵，闻风丧胆，早已没有了过去的威风。躲进达仁堂求救的伤兵，形容枯槁，面目黧黑，穿一身单薄的破衣服，在初冬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乐达仁不计前嫌，给伤兵发棉衣和盘缠，让他们在夜幕之下溜出达仁堂，回老家去谋生计。
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，奉军重回天津，张作霖与冯玉祥控制北方政局，各派系军阀争权夺势，又爆发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混战。大经路一带从此不得消停，枪声炮声不断，仅在1925年11月至1926年8月的九个月内，达仁堂马路斜对面的达仁女校，就被军阀征用了三次。
军阀混战中，达仁堂虽然得以生存，但是个中酸楚，一言难尽，而且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也已经实难缕述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