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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达仁先生是一位爱国实业家，达仁堂事业的成功，激发了他的报国热情，他打算把达仁堂赚的钱，无偿投入于民众教育事业。
上个世纪20年代初，天津学校少，上学费用高，即便是公立小学，学费初小每年六元钱，高小每年八元钱，这对平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；至于私立学校，学费就更高了。比如私立圣功女子小学，学费初小每年八元，高小每年12元；私立西开学校，初小十元，高小竟达19元。学费贵，平民子弟入学难，而贫家女孩上学就更难了。乐达仁先生想办一所免费女子小学校，帮助穷人家女孩子完成初等学业。但是，请谁来帮忙呢？他想到了天津著名社会活动家、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。
马千里先生当年只有36岁，但是乐达仁先生已经久仰其名。马千里1912年毕业于南开中学，同年留校任教，1915年11月随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，赴天纬路直隶女子师范学校，代理校务，任监学。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，马千里联络南开、女师等学校和绅、商、报界人士，大力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，被推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。1920年1月马千里、马俊、周恩来等被天津警察厅拘捕达半年之久，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。出狱后，马千里主编《新民意报》，以讨论社会问题和提倡平民政治为宗旨，经常刊发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伎俩和卖国当局丑恶行径的文章，很受读者欢迎。马千里写的《笨拙的日本当局》、《武官怕死》等文章，乐达仁都读过，他十分敬佩这位主持正义、有胆有识的年轻人。
1921年4月30日，乐达仁在周玉梁的陪同下，到《新民意报》馆拜访了马千里先生。乐达仁在略表仰慕之情以后，说：“平民家的女孩子，大都没有条件读书。倘若一代一代的母亲都是文盲，国家岂不太可悲了？因此我想捐款兴学，办一所免费女子小学校，恳请先生主其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
马千里说：“乐先生拳拳报国之心，令小弟殊为感动！女子无才，是女人之不幸，更是国家之不幸。普及女子教育，正是小弟的夙愿，而且小弟也想亲自试验办一所新型女子学校，所以先生之见，正合吾意。只是小弟才疏学浅，难当重任，怕辜负了先生的好意。”
乐达仁和马千里越说越投机，当下就谈妥了共同办学的事情。以后又经过几次商议，两人最终确定：办一所女子完小，校名为达仁女校，校址在河北大马路（即大经路，今中山路）上宇纬路路口对面，以临街一排小楼和后面带四合院的平房为校舍，达仁堂每月出经费600元，房屋修缮费用由达仁堂另出，达仁堂不干涉学校一切行政事务；学校校长为马千里，学校只收女生，学生不缴学费，书籍和服装学生自备，学校每月拿出20元钱为教员购买参考书。至于马千里先生的酬金，尽管乐达仁一再坚持付给高薪，但是马千里先生反复讲他是尽义务，绝不受禄。最后，乐达仁只好让步，条件是校长每月十元钱的车马费不能再推辞。
1921年8月20日，达仁女校开学，直隶教育厅长孙子文和天津县视学员、劝学员均来祝贺，晚上乐达仁先生还请全体教员吃了一顿饭。
达仁女校开办时，只有两个班，一个是一年级班，一个是二年级班，学生不多，教员也不多。当时的主要教师，就是马千里先生的夫人张冠时。张女士虽然年仅三十多岁，但是在天津教育界可算是老资格的女教员了。早在1905年，天津近代教育家温世霖先生创办了津门最早的民立女校——普育女子小学堂，由温世霖的母亲徐肃静任校长。年近七旬的徐校长到处宣传教育救国思想，为袁世凱所忌，袁两次勒令学校停办，徐校长同袁世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孙中山先生曾赞称徐肃静女士为“民国贤母”。那个时候，张冠时才20岁，就已经在普育女子小学堂担任教员了。张冠时同乃兄——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一样，对教育事业怀有极大热情，她协助马千里先生办达仁女校，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——当时马千里先生有许多社会活动，同时还担任《新民意报》主编、天津红十字会干事长、河北药王庙小学校长等职务，所以达仁女校不少工作要靠张冠时去做。直到转年一批进步女青年陆续来校任教，马千里先生不在时，才由一位18岁的女教师代理校务，她就是邓文淑（颖超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