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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四 铁蹄之下难为商

2018-01-11 18:32:36 供稿:达仁堂 编辑:

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,罪恶累累,馨竹难书。别的不讲,单说达仁堂,不过是做药卖药、治病救人,于“日中亲善”、“东亚共荣”有什么妨害?可是那年头,日伪肆虐,倒行逆施,想做生意也难。

七七事变以后,烽火连天,交通阻断,邮路不通,达仁堂总管处收不到各地分号的汇款和号讯,各地分号的货源不能及时得到补充,生产和经营均难以为继,只能维持一天是一天。总管理处得不到各分号的信息,各分号也得不到总管理处的信息,想通过广播电台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,却又听不到,因为当局明令禁止使用两个电子管以上的收音机。达仁堂马家口店与达仁堂药厂虽然同在一城,相距不远,若要联系,也不容易。那时候丸药不像现在,有小盒、中盒包装,大多数品种的丸药那时候用秤称着卖。达仁堂每天要派人用蒲包或瓷坛装盛药丸,给滨江道上的马家口店上货。从1938年12月19日起,日伪当局封锁英法租界,滨江道地属法租界,没有通行证根本进不去。就这样,达仁堂的生意日渐萎缩,各个分号越来越冷清。

日伪当局为搜刮掠夺重要战略物资,成立了许多个物资“统制”组织。其中有一个“生药协会”,专门负责药材的统购统销,遇有日本稀缺药材,则输往日本,其他一些药材,如远志、麻黄、甘草等,则加价卖给中国厂商。达仁堂明知吃亏,也不得不参加“协会”,不得不掏冤枉钱购买质次价高的药材,因为不入“协会”,就甭想买到这些药材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伪当局进一步加紧对天津的经济封锁,天津港进出口货物全部被日本人扣留,进出天津的主要道路设卡检查,禁止粮、棉、煤、金属、电讯器材和医药品出市。达仁堂只好靠一些跑单帮的贩子,冒着危险把药带出去。在铁蹄下经商,简直跟做贼一样。

1940年8月,天津伪财政局下令征收药业牙纪税。在沦陷的八年里,日伪当局在天津设立了二十多种苛捐杂税,尽极搜刮榨取之能事,而赋敛之毒,莫此为甚。药业牙纪税规定,药材不论出口、进口,买卖不论成交、没成交,只要货物移动位置,即须纳税。此税油水甚大,刚一颁行,大小税吏一改旧习,雷厉风行,设卡捞钱。达仁堂和同业各号,不堪其扰,群起反对,请愿罢市,据理力争。结果,牙税取消了,但是全市药业每年要向伪财政局纳税八万元——背着抱着一般沉。

天津沦陷以后,东北药商蜂拥进关,卖出买进,很有一些大手笔。天津交通比河北安国便利得多,有些东北商人到了天津就不再南下,安国通济元等大行栈见天津商机多,也都陆续北上进津,素与祁州庙会有业务联系的药材十三帮也随之纷纷向天津转移,于是上世纪40年代初,天津形成全国最大的中药市场之一。当时天津经济衰退,许多行业很不景气,现在既已形成中药市场,所以不少业外人士也向中药业投资。这一期间,天津的中药铺、行栈、刀房、膏药房等数量猛增,但是懂行者少,投机者众,市场容量有限,不可能家家有钱可赚。正因如此,天津的中药市场在日伪时期,投机倒把、囤积居奇、掺杂使假、粗制滥造,曾疯狂于一时。例如,本来是普通的牛黄清心丸,在一些药铺则美其名曰“加料牛黄清心丸”,好像是比别人多加了牛黄之类的细料似的,其实并没有。更有一些不肖之徒,把根本就没加牛黄的清心丸,称为“双加料牛黄清心丸”,以此蒙骗顾客。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叫做“万病丸”的成药,说是能治百病,其实仅能消食健胃而已。“丸散膏丹,神仙难辨”。不肖之徒正是抓住了中药的这个特点,肆无忌惮地坑人骗人。达仁堂不屑与这些人为伍,仍旧墨守陈规,严格自律,但在喧嚣的天津市场,生意则相形见绌了。

1942年,日伪当局成立“药业组合”,向天津倾销西药、洋当归洋川芎等洋药材,和日本的成方药——人丹、中将汤等,达仁堂等天津老字号中药铺的生意就更加难做了。

七七事变以后,达仁堂十八个分号,除天津、北京、上海、长春四地分号外,均无利润,于是不得不陆续关闭了香港、开封、青岛、太谷等分号,达仁堂从此跌入低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