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十一 理财能手张蔚涵

日伪时期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；国民党统治时期，金融崩溃，百业凋敝。达仁堂在乐达仁先生去世以后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坚持生产经营，使昔日辉煌保持了15年，直至全国解放。这里面，三位年轻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一位是严谨务实、擅于管理的经理乐肇基，一位是头脑灵活、长袖善舞的副经理乐松生，再一位就是精明干练、思维敏捷的理财能手张蔚涵。

张蔚涵1909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破落封建大家庭，到父亲那一辈，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。不务正业的父亲，好吃懒做。有一天家里揭不开锅，让他去当一件夹袄。他一清早出的门，天已漆黑回的家，夹袄是当了，而钱呢，全叫他吃光喝光了。父亲的行为让他失望、反感，从13岁那年，他就开始和父亲作斗争。张蔚涵发愤学习，立志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。他1922年小学毕业以后，考入北京二中，在这里他努力学好功课，始终保持考试成绩名列甲等，同时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后出版的进步书籍和报刊。北京二中建在史家胡同西口，原是史可法祠。张蔚涵经常凭吊史可法遗迹，朗读《扬州十日记》和《梅花岭记》，以寄托自己爱国情怀。在二中，他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会负责人。

1926年3月12日，日本军舰掩护奉军闯入大沽口，炮击国民军，消息传到北京，群情激愤。北京市民众决定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大会，会后到铁狮子胡同向国务院请愿。3月18日清晨，张蔚涵代表二中学生会，到北京学生会联合会领取了游行旗帜，回校后率领同学们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。中午十二点多钟，集会结束，两千多人开始游行示威。张蔚涵作为本校一百五十多名同学的领队，打着指挥旗走在队伍的前列。在队伍快要到达铁狮子胡同时，张蔚涵肚子有些饿，便把指挥旗递给同学周正铭，自己跑到路边一个饭馆买了点饭。等张蔚涵匆匆忙忙吃完饭追赶前面的队伍时，忽听枪声大作，游行的学生纷纷回奔。一个遇到的二中同学哭着对张蔚涵说：“执政府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，周正铭中弹牺牲了！”

这就是发生在1926年的“三一八”惨案。执政府卫队用刀枪棍棒当场打死28人，打伤一百多人，其中19人因伤重不治死在医院。鲁迅在《无花的蔷薇之二》一文中，称这一天是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。后来，周正铭与刘和珍、杨德群等死难烈士，葬于北京圆明园旧址福元门内。那一年，周正铭才15岁。

同学周正铭的惨死，暴露了当局的反动本质和凶残本性，张蔚涵无比愤慨。但是在白色恐怖之下，他又能怎样呢？此后，他不再参加进步活动，不过他也发誓，绝不与反动分子为伍，他要保持独立人格，永远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

张蔚涵中学毕业以后，在京兆旗产官产清理处、河北省税务局当过几年事务员，1930年10月进天津渤海化学工业股份公司任文书。在渤海化学公司，他办事干练，思维敏捷，能够妥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，并且逐渐显露出他善于理财的天赋。由于精明能干，张蔚涵不断得到擢升，先是任渤海公司广州支店主任，接着又任公司经营部部长，1936年以后任公司总稽核。

渤海化学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长，是达仁堂创始人乐达仁先生，因这层关系，1938年1月，29岁的张蔚涵调到达仁堂，成为达仁堂的一名特殊职工。张蔚涵的姑姑，是乐达仁元配夫人，张蔚涵的岳父，是乐达仁的表兄，经理乐肇基和副经理乐松生，是张蔚涵的表兄。张蔚涵在达仁堂，名义上是总管理处秘书，负责处理文牍和财会事务，实际上只上半天班，他的主要精力，是协助乐氏兄弟理财。

当时正是日伪时期，达仁堂在各地的分号，因交通断绝，资金无法回调，大连、长春属伪满洲国，回调资金更加困难。张蔚涵运筹帷幄，妥善安排，并且不避风险，畏途亲征，不仅调回了资金，而且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回来当地的上等药材。

乐家人的一些房产，也交由张蔚涵照管。如乐家在天津营口道三乐里的房产，就是由张蔚涵经管，交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经租的。日伪时期，三乐里一号住户周某离津赴沪，私下将房子倒给了一个日本浪人。张蔚涵闻讯，连忙出面阻止，因为日本浪人无法无天，他若搬过来，不仅无法管理，而且其他住户将会退租另觅他处。张蔚涵几次阻止，均不奏效，告到伪法院，伪法院也不敢管。张蔚涵灵机一动，把三乐里十号空闲的一套房子，让给庸报记者蔡某白住，然后托蔡某向当时的“极管区”宪兵队说项。当时庸报已被日本当局所控制，成为日寇“北支派遣军”机关报，《庸报》采访部记者蔡某，又是法租界工部局特务、青帮杨锡庆的门徒，所以日本当局对庸报的这点面子，还是肯给的。这样，才阻止了那个日本浪人。

国民党统治时期，物价飞涨。1948年7月，天津物价比抗战前上涨6万倍，到1948年年底上涨14.5万倍，至天津解放前夕上涨3亿倍。1945年日本投降时，天津有工厂、商店两万来户，到1948年底，停工和倒闭的厂店达到六七千户，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。那时候市面重货轻币，工不如商，商不如囤。在政治、经济大动荡中，为保住达仁堂，张蔚涵不遗余力地协助乐氏兄弟经营资产。他天天往返奔波于大沽路文兴里、安徽路和永安饭店等几处做股票、黄金、棉纱交易的场所，还利用他与中南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张重威、浙江兴业银行襄理程杏初的私谊，把现金换成美钞和大量的犀角、牛黄等贵重药材，最后终于躲过了国民党跨台前的那场劫难，使达仁堂在解放初期，凭着雄厚的经济势力，迅速获得新的生机。

在达仁堂发展史上，张蔚涵先生功不可没。解放后，张蔚涵任达仁堂副经理。2000年7月8日，张蔚涵先生无疾而终，享年91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