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走上天安门城楼的“红色资本家”
乐达仁之侄乐松生,任达仁堂副经理20余年,又于1949年兼任北京同仁堂经理,是乐氏家族一位重要代表人物。
乐松生出生于1908年农历八月十三,幼年在家塾读书,1921年7月考入北京汇文大学堂。该校前身系1871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 会创办的蒙学馆,后于1926年更名为汇文中学。汇文以“全人教育”为宗旨,注重通过道德教育、智育教育和体育教育,培养“完全”的人。汇文思想比较开放,学生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,学校颇具革命传统,彭雪枫、邓力群、张学思等均出自该校。据说张学思和杨森的儿子在课堂上,公开阅读《资本论》,学校不予干涉。在这种宽松环境中,乐松生读了不少进步书籍,初步形成了他的人本主义世界观。
1925年12月,乐松生从汇文毕业。他喜爱古典文学,还愿意学医,但是父命难违,他不得不来到天津,跟随伯父乐达仁学习经营管理,以便继承家业。
还不到18岁的乐松生,不甘心就此辍学,到天津不久,就偷偷报考了一所学校,继续念书。
乐松生就读的学校,是天津甲等商业学校。这所学校最早叫作天津中等商业学堂,创办于1906年,地址在东门外南斜街芦纲公所内。乐松生入校时,学校已迁到东马路,校名也改为“甲商”。1937年以后,该校再次改名,叫作天津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。但是天津人一直把这所学校叫作“甲商”,“甲商”培养的财会人才,遍及天津各个行业,“甲商”的毕业生很受工商企业欢迎。乐松生在这里学习了商业尺牍、商店管理、商业簿记和经济学、会计学等课程,还跟人称“铁算盘”的庄子良老师,学会打一手好算盘。
“甲商”口碑好,乐松生又十分好学,乐达仁也就由他去了。但是到了1928年7月,乐松生差一年就要毕业的时候,乐达仁见达仁堂业务实在太繁忙,遂叫乐松生中止学业,到达仁堂当了副经理。
天津达仁堂于1917年开始,在外埠商业重镇的最繁华地段,设立分号,到1928年时,达仁堂分号遍布南北东西,达十数个,而且业务都非常之好,管理各分号的达仁堂总管理处,急需一名让乐达仁放心的负责人。乐松生进达仁堂以后,一边跟药房的先生们学技术,一边跟店铺的查柜学管理,很快就熟悉了工作,成为乐达仁的一个得力助手。
乐达仁去世以后,堂兄乐肇基任达仁堂经理,乐松生仍任副经理,协助堂兄管理企业,主要负责对商业店铺的经营与管理。乐松生性格开朗,说话随和,重义气,乐助人,达仁堂职工都很喜欢他。他到各地店铺去,常常是冬天带点栗子,夏天抱个西瓜,赶上饭口就跟职工一块就餐,并且吩咐查柜:“劳驾给饭馆打个电话,送俩菜来,我请客!”遇上职工红白喜事,他跟大家一同随份子,而且往往都是双份。
堂兄为人正直,不喜交游,不善应酬,因此不免经常吃亏。乐松生想,这个世道,没权势受人欺,达仁堂是乐家独资,没有一点儿官僚资本,要生存,就必须仿如尺蠖之屈。常言道,多财易贾,长袖善舞。乐松生轻财好施,广结善缘,不仅在官面混得很熟,而且还结交了一些所谓道上的“朋友”。
日伪时期,达仁堂长春店和大连店的生意尚能维持。伪满儿皇帝溥仪是吃北京同仁堂药长大的,他出宫之后住在天津张园,改吃达仁堂的药。溥仪在长春当了伪满洲国“皇帝”以后,想吃中药,就派人到达仁堂长春分店去买。“皇上”都吃达仁堂的药,那些伪满达官贵人也就成了大连分店和长春分店的常客。但是伪满洲国限制资金向关内流动,1932年伪满警察曾到达仁堂大连店调查有无私自往天津调款之事,如被查出,则予以重罚。用什么办法把钱调回天津呢?乐松生想起一个叫吴清倉的人,这个人在日本人那里吃的开。于是乐松生花钱请吴清倉买通各个关节,给达仁堂办了一份赴“满洲国”的“护照”,这样达仁堂派出的人才可以平安出入大连、长春,安排调款之事。
1947年,代表乐氏四大房对北京同仁堂实行“四房共管”的乐达义,因病去世。从此以后,乐松生在担任达仁堂副经理的同时,还暂时接替父亲的工作,代表四大房管理北京同仁堂。乐达义、乐松生父子俩在北京同仁堂人缘极好,1949年北京解放,同仁堂劳资双方谈判陷入僵局,同仁堂职工一致要求在天津的乐松生代表资方,来北京谈判。乐松生回京谈判,劳资双方很快就达成协议,于是乐松生被推举为北京同仁堂经理。
解放后,乐松生听共产党话,跟共产党走,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他积极恢复达仁堂和同仁堂的生产,在抗美援朝中带头认购公债、捐献现金,率先申请公私合营,成为全国工商业者中著名代表人物。1955年11月,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,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乐松生,周总理还提及达仁女校的往事,代表邓颖超向他致意。1956年1月15日,北京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,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,代表北京工商界,向毛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。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称赞说,乐松生是“名副其实的红色资本家”。
乐松生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、民建中央常委、北京市副市长。文革期间乐松生受“四人帮”迫害,于1968年4月27日晚含冤而死,年仅60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