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地处唐山、北京、保定、沧州之间,与四地均相距不远,而语音与四地迥然不同。天津是个比较典型的“语音孤岛”,外乡人进天津卫,开口一讲家乡话,天津人听了不免有乍耳之感。早年天津达仁堂却不是这样,一水儿的京腔,职工们感到既顺耳,又亲切。
天津达仁堂经理乐达仁,以及后来的继任经理乐肇基和副经理乐松生、乐钊,都是北京人;90年前达仁堂初创时,估衣街药铺的查柜和店员,中山路药厂的药房工人和公事房的会计、文牍等,都是乐达仁从北京同仁堂或北京其他著名老药铺南山堂、庆仁堂、同春堂请来的老伙计和老熟人。所以早年在天津达仁堂,听不到一句天津话。
当初创办天津达仁堂时,乐达仁仍秉承北京同仁堂的祖训,只请“先生”(即学徒出师的伙计),不用徒弟,自东自掌,不聘代理人。但是随着上海八仙桥、长沙南正街、郑州大同路等一批新分号的设立,商业和工业规模不断扩大,用人也越来越多,光请“先生”不用徒弟,已经不行了。于是达仁堂开始招用徒工,每年一次,正月十六进厂,学徒期三年。乐达仁规定,徒工须有两名达仁堂“先生”引荐,有三名达仁堂“先生”作保,徒工要与达仁堂“先生”有亲谊关系,且只限男性;徒工须经考试合格方可录用,不识字,不会打算盘,一概不收,即使与东家沾亲带故。自打达仁堂招收徒工以后,“先生”们便不断向达仁堂引荐亲友,因“先生”们大都是京畿人,所以达仁堂第一代、第二代徒工多来自于顺义、通县、香河、武清一带,说话也都带着京腔。
达仁堂在外埠的十几个分号,一律不用当地人,查柜和店员悉由达仁堂总管处从学徒出师的“先生”中选派。走进外埠达仁堂,听到的仍然是一片京腔。外埠达仁堂,牌匾上都有“京都达仁堂”五个字,不知道内情的外地顾客,还以为达仁堂总号在北京呢。
京腔,是早年天津达仁堂的一大特点,再一个特点,就是全厂上下酷爱京剧。
中药和京剧,都是国粹。不少京剧名演员,都钟情于中医药。李少春、袁世海和梅兰芳的管家,经常光顾达仁堂马家口店。北派四大须生高庆奎之子、出身于富连成班的著名武生演员高盛麟,是汉口达仁堂的常客,有空就到店里去聊天。早年达仁堂,有很多戏迷,工友们工余相聚,操琴击板唱两口,才叫高兴。乐家的戏迷更多,乐达仁十一弟即二房乐义芝,有个儿子叫乐朴荪,是北京和汉口沛仁堂店主。朴荪先生酷爱京胡演奏艺术,曾拜梅兰芳琴师徐兰沅为师,以至中年后弃商从艺,终生以操琴为业。乐达仁十五弟即二房乐咏西,其长子叫乐元可,是个摄影迷和票友,曾拜京剧名家王瑶卿为师,学唱青衣。元可先生虽是北京和沈阳恒仁堂店主,却经常粉墨登场。乐达仁的侄子乐肇基,与京胡大师杨宝忠是好友。乐达仁先生在京剧界朋友很多。他年轻时在同仁堂药房学徒,“先生”叫裘绪斋,裘绪斋的弟弟裘桂仙,是乐达仁的一个朋友。裘桂仙当时是京剧著名花脸演员,他儿子裘盛戎后来成为京剧一代宗师。裘桂仙拉京胡也非常出色,曾经给谭鑫培当过七年琴师。乐达仁在京剧界朋友很多,与许多名伶都很有交情。
享有“伶界大王”之誉的谭鑫培,架子很大。清末主持维新派报纸《时务报》,以鼓吹变法而闻名的汪康年,曾在《汪穰卿笔记》中记有一则云:
“近来戏曲盛行二黄,内中脚色复以老生为最贵重。前数十年群推程长庚为绝响,近来则汪桂芬、谭鑫培齐名。然二人声价绝高,汪性犹劣,往往受人重聘而延不登台,以此涉讼屡矣。谭亦自高位置,班中每日演戏外,如有堂会戏须其登台者,每出须五十金,两出则百金,尚须主者夙与联络方肯至,两出而止,不能增多。近杨莲帅为北洋大臣,酷好观剧,偶闻谭至津,一日与某盐商言,欲得谭入署演剧。往请之,不可,曰:‘吾来津以游故,安暇屑屑为此?’固哀之,犹不可……”
按杨莲帅,即杨士骧,字莲府,曾任直隶布政使、山东巡抚,1908年被朝廷实授直隶总督。杨士骧这么大的官,谭鑫培都不肯赏光,其架子之大可知矣。
但是老谭却肯给乐达仁面子。在此四五年之后,谭鑫培一生最后一次来津,专程祝贺天津达仁堂开业。1914年5月23日《大公报》报道:
“京都同仁堂药店,现在本埠估衣街设立达仁堂分号,昨日为开幕之期,特约名伶谭鑫培、王瑶卿等,假广东会馆演剧宴客。是日各界来宾,车水马龙,颇极一时之盛。”
达仁堂是北京人创办的,但是在90年后的今天,达仁堂已经成为极具天津企业特色的津门老字号。现在,京剧仍然为达仁堂老职工所喜爱,而京腔则成为达仁堂年轻人的时尚,说普通话在达仁堂年轻职工中已经蔚然成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