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八 乐达仁家世

乐达仁系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第12代子孙。明朝永乐年间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的乐良才，移居北京，以走方郎中为业，成为北京乐氏始祖。北京乐氏第四代乐显扬(号尊育)，于清康熙八年(1669年)创立北京同仁堂，称为北京同仁堂的奠基人。在此后的一百五六十年间，北京同仁堂几度兴衰，至乐达仁祖父乐平泉(字清安，号印川)年轻时，乐家在北京同仁堂仅存铺东之名，每日的收入只有铺号款五吊钱，其他一切全都典给外姓人了。乐平泉卧薪尝胆，奋斗12年，才于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全部赎回同仁堂。30年后，在乐平泉的锐意经营下，北京同仁堂如日中天，盛极一时，驰誉海内外。

乐达仁出生于清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(1877年1月13日)，此时爷爷尚在世，同仁堂正处于鼎盛时期。乐平泉生有四子，这就是乐氏第11代的乐孟繁、乐仲繁、乐叔繁、乐季繁。四子各有子孙，后人称老大乐孟繁一家为大房，老二乐仲繁一家为二房，老三乐叔繁一家为三房，老四乐季繁一家为四房。乐达仁是四房乐季繁的长子，在乐氏第12代子孙中，乐达仁排行第七。乐达仁有三个弟弟，大弟曰达义，二弟曰达明，三弟曰达德。光绪六年(1880年)，乐平泉去世，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，苦心支撑家事铺事27年的老祖母许氏也去世了。从这时开始，北京同仁堂由四大房共管，规定各房子孙可以打着乐家老辅的旗号，另取同仁堂以外的铺号，经营中药业。于是，大房开设了五个乐仁堂，四个宏仁堂。二房开设了三个永仁堂，一个怀仁堂，三个沛仁堂。三房开设了两个继仁堂，三个宏济堂，一个乐舜记。四房只设一个堂号——达仁堂，在全国有18个分号，而且不像其他房那样，把某药号当作本房某人个人财产，而是把达仁堂当作第四房哥兄弟四人的共同财产。

老祖母许氏去世以后，四大房在经济和管理上不断闹出矛盾，所谓“共管”，实际形同虚设。二房以同仁堂名义买进吉林参，卖的钱归入私房，引起诸房不满。三房从同仁堂公帐中提出九万元，存入本房私帐，事情败露以后，被诸房群起而攻。大房于1928年用同仁堂的资金和药材，在南京开办了一个同仁堂，因违反族规，代表大房行使管理权的乐佑申被其他三房赶下台。各房为提防他人损公肥私，竟让任北京警察厅督察长的乐达仁之弟乐达义，派警察来家看守药库，以防家贼。

各大房在开设分号上，也是勾心斗角。例如四房在天津估衣街开设达仁堂，大房就在马路对面开设乐仁堂；四房在上海南京路开设达仁堂，大房就在马路对面开设宏仁堂，于是四房在宏仁堂对面，再开设一店，因为不好再叫达仁堂，遂以路边之树，命名为树仁堂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乐家老铺在全国各地开办的药号，计有三十多个，乐氏家族各房逐渐把精力投入于本房药号的经营管理上，北京同仁堂的经营管理，反倒相形见绌了。这时候，北京同仁堂自己生产的品种并不太多，为维持同仁堂店堂经营的繁荣之相，只好从达仁堂、乐仁堂等药号调来灵宝如意丹、平肝舒络丹等成药，算是在同仁堂寄卖。

上世纪30年代初，乐达仁之弟、四房的乐达义卸职在家，出任同仁堂的管理工作，建立真正由四大房共同管理的严密制度。例如，犀角、牛黄等细料药材，在内宅设库存放，库门上五把锁，四大房各有一把锁，帐房大头(即第一负责人)有一把锁，只有同时打开五把锁，细料才能出库。另外，所有银钱帐目出入，不盖齐四大房的四个图章，则不算数。正当乐达义雄心勃勃准备振兴同仁堂的时候，九一八事变爆发了，政局不稳，北京市面开始萧条，数年之后日本入侵，国民党时期金融崩溃，乐达义壮志未酬，于1947年去世。接替乐达义管理北京同仁堂的，是乐达义之子、天津达仁堂副经理乐松生。解放以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，回忆同仁堂和乐家老铺各药号的往事时，曾经这样说：“记得1948年年终时，我们发给职工每人两块银元，才勉强渡过了难关。解放前夕，同仁堂已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了。”

 “乐达仁精明能干，又在国外留学时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。因此，达仁堂在经营方式上，要比古老的同仁堂进步得多。”

 “老四房的营业最为发达，大房的乐仁堂、二房的沛仁堂、三房的继仁堂，都无法与四房的达仁堂相比。”[注]

 [注：摘自乐松生《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》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