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 达仁堂初创

乐达仁的奶奶许叶芬，是乐平泉的继配夫人。许氏出身名门，却擅于经营，知人善任，赏罚得当。乐平泉去世以后，她主持家事店务达27年之久，虽然遭遇庚子之乱，八国联军入侵，北京大栅栏铺面前庭被焚毁，家中被进驻的德军捣毁，铺里的药酒被美国兵一次次劫掠，受到很大损失，但是她老人家在八国联军撤兵后，重整河山，很快又恢复了同仁堂昔日的繁荣。许氏去世后，同仁堂由乐氏家族第11代的四大房共管，而此时的这个封建大家庭，已经养活了太多的寄生虫。各房子孙不事生产，一些人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。四大房还互相倾轧，中饱私囊。例如，各房擅自挪用家族共有的名贵药材，偷偷做成成药，然后收买同仁堂柜台上的店员，让他们在柜台上兜售私货。乐达仁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他说：“祖母弃世后，在表面观之，似乎根深蒂固，不可动摇，究其内容，实因各房昆季心志涣散，故家事铺事纷乱已达极点。”

数年之后，清王朝寿终正寝，供奉御药房的差事停办了，同仁堂的生意顿减，维持过去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难了。而各房子孙们仍然不思创业，只是想办法在同仁堂里捞钱，于是家族纷争不断，同仁堂的危机也越陷越深了。

出路何在？乐达仁想，仅守业是不行的，大宅门里必须有人出去创业。由于乐家祖上早已向官府声明不设分号以防假冒，所以开办第二个同仁堂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为何不利用同仁堂的声望，打出一个新的牌号，以此来重振家业呢？于是，乐达仁在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开肆于北京大栅栏55号，取名为“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”。

乐达仁知道，在北京同仁堂眼皮底下办药店，卖与同仁堂一样的药，是没有出路的。因此他在北京开肆的同时，自带五千两银子，去上海开设了达仁堂。

上海人服药习惯与北京人多有不同，开业第一天，仅卖了六毛钱。乐达仁心中焦虑，伙计们也议论纷纷。为了寻找一线生机，乐达仁又带了两皮包药去闯青岛，在高密路公济药庄借块地方，贴张条子卖药。结果一天下来，也卖不出去多少。乐达仁感到有些失望，但是并不灰心，他想起汉口是个水旱码头，商业大埠，也许可以碰碰运气。他来到汉口，结果仍不理想。虽然在汉口倒能卖出去点儿药，但是销售量难以增长。想起自己劳苦奔波一场，想起凑钱给他创业的三个弟弟，乐达仁连死的心都有。但是，一想到重振祖业的那腔热血，乐达仁又感到心潮澎湃，身上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

乐达仁又把目标瞄准了北方商业重镇——天津，瞄准了天津最繁华的估衣街。同仁堂在天津甚有声望，天津人到北京同仁堂买药，也是常有的事。清末民初的天津估衣街，极繁华热闹，著名的绸布庄瑞蚨祥、元隆、敦庆隆，和同升和鞋店、胡开文笔墨店等，都在这条街上。清代著名学者李慈铭曾说：“过估衣街，廊宇整洁，几及二里，殊似吴之阊门，越之江桥。”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达仁堂在估衣街西口路南开业，结果一炮打响，第一天营业就收入80块现大洋。乐达仁感慨万千，从此把天津视为他发展事业的一块福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