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医西药在中国的兴起,给中医中药带来不小冲击,但是这对中医中药的改革与发展,未始不是一件好事,乐达仁先生便从中受到不少启示,学到不少东西。
西方人制药,喜欢利用鲜活植物,提取其中有用成份,并且尽可能去除无用的杂质,因而药物剂量小,疗效好,生物利用度高,也便于患者服用。中药使用的药材,大都是经过晒干、烘干或阴干以后的草药,虽然便于保存,病家什么时候到药铺都可以买到,但是药用植物中的有效成份,已经或多或少流失了一部分,再加上丸散膏丹中有不少无用的植物灰分,所以中药剂量大,起效缓,治疗过程长,服用也不大方便。为了改进中药,乐达仁先生培植中药材,注重直接从鲜活药材中提取药用成份。例如达仁堂的鲜藿香露、鲜玫瑰花露、鲜竹沥露等二十多种露剂,都是乐达仁先生经手研制和改进的,在工艺上有许多创新,与西药制法很接近。
在中成药的销售方面,乐达仁参考西药做法,注重产品宣传和售后服务。达仁堂的各种丸散膏丹,都有详细的说明书,并且印成漂亮的宣传品,放在柜台上供消费者查阅索取。电台和报刊上,经常有达仁堂的产品广告。达仁堂还利用联谊会的形式,遍请中医大夫,向他们宣传达仁堂产品。请中医大夫到药铺坐堂应诊,是达仁堂的一个创举。最早在天津达仁堂、北京达仁堂和北京达仁参号坐堂应诊的,是北京四大名医中的孔伯华。孔伯华辨证论治造诣高深,尤其擅长温热病学,喜用石膏和鲜药,其临床医案令人拍案叫绝。孔伯华学术地位很高,他1955年逝世,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。
乐达仁认为,改进中药,一要走中药西制的路子,二要按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改造中药作坊。从天津达仁堂建厂伊始,他就尝试这么做,但是十几年间他总嫌达仁堂步伐缓慢。上世纪30年代初,适逢德国拜耳制药公司找上门来,寻求合作,乐达仁喜出望外,决定与洋人合作,借助外力改造达仁堂。
德国拜耳公司成立于1863年,最初拜耳公司是一个染料公司,1897年拜耳公司研制出阿斯匹林以后,才迅速崛起,成为全球最大制药企业。拜耳在中国的历史,可追溯到1882年。1913年,拜耳公司在上海建立联络处,此后又在香港、天津、汉口建立分支机构。拜耳打算和达仁堂合作,一是由于乐达仁有在德国游历的经历,和他在商战中的超前意识,二是由于达仁堂业绩优良,在中国药业具有举足轻重地位。但是双方合作终因意见分歧太大而未获成功。拜耳坚持合作企业名称叫拜耳,地址在青岛,乐达仁则坚持合作企业仍叫达仁堂,公司设在天津。 与拜耳合作不成,乐达仁坚持用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改造达仁堂的信念,始终未变,坚持中药西制的尝试,也始终没有中断。但是旧中国中医中药不受政府重视,中药改进步履艰难。直到新中国成立,中医中药地位才被人民政府承认,达仁堂改进中药的夙愿才得以实现。在彭真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,1953年9月,中药第一批片剂——达仁堂的银翘解毒片、香莲片、黄连上清片和女金片,在国庆四周年前夕隆重上市。乐达仁先生未能亲眼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,因为此时他已去世多年了。